我國古代居于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想或者思潮的形成、演變和發展過程，雖然都大致地經歷過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兩漢時期與“神學”一起共同發展，三國兩晉時期與“玄學”一起成長，南北朝及隋唐時期與“佛學”相互促進這幾個發展階段，但其焦點都是圍繞著“天人關系”這一中心問題而依次展開的，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其他超?，F象。
對于“天人關系”這一中國古代特有的哲學基本問題，在先秦百家爭鳴中就已經凸顯出來了，秦漢之際又重新提出，顯然具有新時代的內涵及其表達方式。因為在秦漢之際，多種哲學思潮的互相激蕩和碰撞，都不過是新興地主階級為了鞏固中央的集權政治，試圖營造新的上層建筑所作的理論準備。
當懂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的論綱被漢武帝欣然采納的時候，就已經標志著封建統治階級開始找到自己的統治思想的理論重心。從漢代至唐代，無論是封建統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幾經演變，亦即由漢代的“神學目的論。一變而為三國兩晉的“玄學本體論”，再變而為南北朝與隋唐的“佛教因果論”，其表現形式雖然各不相同，但其思想實質卻一脈相承。
無論是漢代的神學目的論所表述的“三綱可求于天”，三國兩晉時期“玄學”所鼓吹的“名教本之自然”，還是南北胡與隋唐時期的佛學宣揚的“貴賤來自因果”等等，都不過是透過封建的例外法權的中介所折射出來的一種封建理論，亦即都是田務于封建特權統治的或者是公開或者是隱蔽的一種神權理論。
這種神權理論對于“天人關系”問題的回答，比如“天是什么”、“天的本質與現象及其關系如何”、“人是什么”、“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系如何”、“天與人的關系又如何”等等。對這些問題無論作出唯心主義的回答或者是神秘主義的回答，盡管是利用了科學，或者運用了思辨，都不過是在實質上把自然和社會壓迫的力量神秘化，進而從中虛構出一個超人世問的異己力量(“天”、“自然”、“因果”)來支配人世間的一切，要求人們只能屈從，不能違抗。
